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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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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EAVE A COMMENT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4评论:0+收藏文章
  这并不是第一次。20 世纪初,机器已经使历史悠久的职业变得过时。1901 年英国仍有100 多万这种职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 这些职业已经几乎消失殆尽。机动车的出现一点点地蚕食着他们的收入,直到他们连糊口也成问题。
  
  我说的,自然是马车。
  
  随着自动驾驶机器人、阅读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写作机器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计算机器人的飞速发展,丰饶之地的居民同样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担心。“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人类的作用注定将被削弱,”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1983 年写道,“正如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最初被削弱, 后来又被拖拉机所淘汰一样。”
  
  机器人已经成了拥护缩短工时和发放普遍基本工资的人手中最强有力的证据。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只有一种选择:结构性失业和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机器……是盗贼,它抢走了成千上万人的饭碗,”1830 年,英国工匠威廉·利德比特(William Leadbeater)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的一个会议上痛斥,“我们最后会发现,机器毁了这个国家。”
  
  毁灭从我们的工资开始。1969—2009 年,美国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4%。在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 大多数行业的工资也是多年停滞不前,虽然生产力一直在提高。其中的重要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稀缺。科技的发展使丰饶之地的居民面临着与全球的亿万劳动者直接竞争的局面,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与机器一较高下的局面。
  
  显然,人不是马。你教会马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而人,却可以不断地学习和成长。因此,我们才会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并为知识经济鼓掌欢呼。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即使那些获得过证书的人也无法不担心。威廉·利德比特是一名熟练的工人,直到1830 年他的工作被一台机械织布机所取代。问题不在于他是个文盲,而在于突然之间他的技能变得多余。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有这种经历。“最后,我想冒昧地说一句,机器将导致宇宙的毁灭。”威廉警告说。
  
  欢迎和机器赛跑。
  
  芯片和集装箱
  
  年春,未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技术人员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接到了来自《电子杂志》(Electronics Magazine)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为杂志的35周年庆典写一篇关于未来电脑芯片的文章。当时,即使最好的样机也只有30条晶体管。晶体管是每台电脑的基本构件,当时的晶体管体积庞大,电脑的运行速度也非常慢。
  
  于是摩尔开始收集数据,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1959年以来, 每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要翻一番。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深思: 照这样下去,结果将会怎么样?他意识到,到1975年,一块芯片上将有60000条晶体管,这个巨大的数字令他感到坐立不安。不用过多久,电脑做起算术题来,也许将比大学里最聪明的数学家加起来还要厉害! 摩尔的论文题目基本表达了他的意思——“把更多的组件塞进集成电路”。这些塞满了的芯片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奇迹,例如家用电脑”,以及“移动的通信设备”,甚至包括“汽车的自动控制装置”。
  
  摩尔知道,自己是在瞎猜。但是40年后,任何人只要能找出那一期的《电子杂志》,就可获得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10000美元的奖励。摩尔的瞎猜成了名垂青史的一条定律—准确地说,叫“摩尔定律”。
  
  “有好几次,我以为我们已经走到底了,”2005年,与之同名的一本书中转述他的话说,“这个数字将会逐渐减少。”然而事实上它并没有减少。到现在也没有。2013年,新推出的Xbox One 游戏机依靠的是一块装有50 亿根晶体管的芯片。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摩尔定律依然遥遥领先。
  
  让我们进到盒子里面看一下。
  
  与20世纪50年代末晶体管成为信息的标准单位相类似的是, 海运集装箱很早以前是运输的标准单位。 现在,一个长方形的铁盒子可能听起来不像芯片和电脑那么别出心裁,但是请想一下:在海运集装箱之前,需要将货物一件一件地装上轮船、火车或者卡车。所有这些装载、卸载和重新装载使旅途的每一程都可以增加好几天。
  
  相比之下,你只需装卸集装箱一次。1956年4月,第一艘集装箱船从纽约启程,驶往休斯敦。58 个集装箱卸到岸上只花了几个小时,一天后,这艘船又装满了货物往回跑。集装箱发明之前,轮船可能要在港口停留4 ~ 6天,占了整整一半的时间。几年后,这个数字降到只占10%。
  
  芯片和集装箱的出现,使世界变小了,因为货物、服务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绕着地球运行。科技和全球化携手并进,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随后便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劳动与资本
  
  而根据教科书的说法,这种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
  
  早在1957 年,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便概括了经济增长的6 个著名“事实”。第一个是:“劳动和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长时间保持不变。”这个常数就是,2/3 的国民收入为劳动者的工资,1/3 为资本所有者的工资—也就是说,那些拥有股票和机器的人。一代代年轻的经济学家被反复地灌输“资本与劳动之间比率恒定”的观点。
  
  然而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30 年前情况已经慢慢开始起了变化,现在工业国家的财富只有58% 成了人们的工资。听起来似乎差异很小,但是事实上却像地震的震级一样。这件事牵涉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工会的衰落、金融业的增长、资本税的降低,以及亚洲巨人的崛起。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科技的进步。
  
  就拿苹果手机来说吧。没有芯片和集装箱,这个技术奇迹肯定无法想象。苹果手机的零件来自美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日本, 在中国大陆组装而成,随后发往世界各地。或者拿一瓶普通的能多益(Nutella)巧克力酱为例。这个意大利品牌的工厂位于巴西、阿根廷、欧洲、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巧克力来自尼日利亚,棕榈油来自马来西亚,香草香精来自中国,蔗糖则来自巴西。
  
  我们也许正生活于一个个人至上的时代,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从未像现在这么互相依赖。
  
  有个大问题:谁是其中的受益者?硅谷的创新引发了其他地方的大规模裁员。就拿亚马逊的网店来说吧。网上卖家的出现导致零售业丧失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9 世纪末便注意到了这股力量:世界越小,获奖者就越少。马歇尔当时观察到,少数生产商垄断三角钢琴的情况正在减少。每铺设一条新路,每挖掘一条新运河,运输成本都会降低一分,这使得钢琴制造商出口货物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市场影响力和规模经济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大的生产商很快便超过了当地的小供应商。随着世界的进一步收缩,小联盟球员被彻底赶出了球场。
  
  上述程序已经改变了体育、音乐和出版界的面貌,这些行业现在都有着类似的由少数重量级人物统治的情况。在芯片、集装箱和互联零售的时代,稍微比其他人好那么一点点,已经意味着你不仅打赢了一场战斗,你还赢得了整个战争。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赢者通吃的社会”。从受到税务软件冲击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到努力想击败大型网上商场的街角书店—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巨头成长起来,虽然世界已经变得很小。
  
  现在,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迅速扩大。美国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比古罗马还要严重—那是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在欧洲,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也大。 即使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s Forum),这个由企业家、政治家和明星组成的团体,也认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的确,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1964 年,美国最大的4 家企业平均仍有43 万名员工,而到了2011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4,虽然企业的产值翻了一倍。或者以命运悲惨的柯达为例,这家公司是数码相机的发明者,20 世纪80 年代末有14.5 万名员工。2012 年,柯达申请破产,而Instagram——一款当时可由13 人在线共享照片的免费社交软件——则以10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脸书。
  
  现实情况是成功的企业需要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当一家企业取得成功时,受益的人也越来越少。
  
  知识工作的自动化
  
  艾萨克·阿西莫夫早在1964 年已经预测,“人类将……很大程度上成为机器操作员”。但是这么说有点过于乐观。现在,就连操作员的工作也受到了机器人的威胁。经济学家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未来的工厂只有两名员工——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的工作则是看着这个人,让他别碰那些机器。”
  
  现在,并非只有硅谷的潮流观察家和技术先知们对此忧心忡忡。牛津大学的学者估计,全美至少有47%,全欧洲至少有54% 的工作面临着被机器取代的巨大危险。这并不是100 年后的事,而是未来20 年即将发生的事情。“热心者和怀疑论者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时间,”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说,“但是100 年后,将没有人会关心时间的长短,而只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承认,这些话我们以前都听过。200 年来,雇员们一直在担心越来越猛烈的自动化浪潮,而雇主们也安慰了他们200 年,告诉他们,新的工作自然会出现,取代他们的老岗位。毕竟,如果你看一眼1800 年的美国,你会发现大约74% 的人是农民,而到了1900 年, 这个数字降到了31%,到了2000 年,更是降到了只剩3%。 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潮。看一看20 世纪30 年代凯恩斯所写的关于“科技失业”的“新疾病”不久将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文章; 1946 年他去世时,一切都还很正常。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一系列的自动化浪潮,但是工资和工作机会都在稳步增长。1963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虽然过去10 年新科技摧毁了1 300 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同时也创造了2 000 万个新工作。“比起害怕自动化,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一名研究人员说。
  
  但那是1963 年。
  
  20 世纪,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作的增长可以说是齐头并进。人类和机器肩并肩地向前迈进。现在,就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当儿,机器人突然加快了脚步。事情始于2000 年前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经济学家称之为“大分离”。“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悖论,”其中一名经济学家说,“生产力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发明创新的速度也从未这么快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中等收入却在降低,工作岗位也比以前少了。”
  
  今天的新工作大部分集中在金字塔的底部——超市、快餐连锁店,以及养老院。这些工作依然很安全。暂时如此。
  
  当人类依然重要
  
  100 年前,计算者还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没有开玩笑: 当时“计算者”这个词只是一种工作的名称。计算者就是工人——多数为妇女,她们整天做些简单的算术题。不久她们的工作便被计算器代替了,这是第一个被自动计算机吞噬的工作,后面还有一长串。
  
  技术先知雷· 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 到1998 年,计算机甚至能够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当然,他说错了。“深蓝”(Deep Blue)打败国际象棋的传奇人物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是在1997 年。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红色ASCI,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 万亿次浮点运算。它的体积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造价高达5 500 万美元。16 年后的2013 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轻易便可达到2 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而且造价非常便宜:它就是Play Station 4。
  
  到了2011 年,计算机甚至作为参赛者出现在了电视游戏节目上。那一年,两名问答游戏的高手肯·詹宁斯(Ken Jennings)和布拉德· 鲁特(Brad Rutter)参加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和超级计算机“华生”(Watson)一比高下。詹宁斯和鲁特已经累积了300 万美元奖金,但是却败在了对手超级计算机的手下。“华生”全身上下填满了200 万页信息,包括一部完整的维基百科,因此它给出的答案,比詹宁斯和鲁特加起来还要准确。“‘参加智力竞赛’可能是第一个因‘华生’的出现而变得多余的工作,” 詹宁斯说,“但我相信它不会是最后一个。”
  
  新一代的机器人不仅帮我们做体力活,还代替我们思考。各位朋友,欢迎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已经这么称呼这个由芯片和算法组成的美丽新世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65 年瓦特在散步时,突然想出了一个提高蒸汽机效率的方法。那天是星期天,虔诚的瓦特必须再等一天才能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但是到1776 年,他已经造出了一台机器, 只需60 分钟便可将60 英尺的水抽出矿井。
  
  在那个几乎到处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且丑陋的年代,技术发展开始沿着曲线向前推进。更确切地说,是以接近90 度的角度急速上升。1800 年,水力为英国提供的能源,依然是蒸汽动力的3 倍,然而70 年后,英国蒸汽机产生的动力,已经和4 000 万个成年人产生的人力差不多。机器动力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力。
  
  两个世纪过去了,现在轮到我们的脑子了,而且也是时候了。“计算机时代的影响无处不在,除了生产力统计数据。”1987 年,经济学家鲍勃·索洛(Bob Solow)说。计算机已经可以把一些活干得非常漂亮,但是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计算机和蒸汽机一样,也需要时间收集蒸汽。或者我们将它和电力做比较:所有重要的技术革新均发生在19 世纪70 年代,但是直到1920 年前后,大多数工厂才真正改用电力。
  
  现在,芯片正在做着十年前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2004 年,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非常耐人寻味——“为什么人类依然重要”。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开车这种事是不可能由机器代劳的。6 年后,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行驶了100 万英里。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相信,到2029 年,计算机将和人一样聪明。到2045 年,它们可能比所有的人脑加起来还要聪明10 亿倍。在技术先知看来,机器计算能力的指数式增长根本就没有限制。当然,库兹韦尔既是天才,又是疯子。必须铭记的是,计算能力和智力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依然不顾自身的危险,忽视了他的预测。毕竟,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低估指数式增长的力量。
  
  这一次情况有变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做这些新工作吗?
  
  当然,谷歌这类企业的员工会被照顾得很好,他们吃美食,每天接收最新的消息,还拿着丰厚的薪水。但是要在硅谷找到工作,你需要有过人的才能、伟大的抱负,还有运气。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或者说,是差距越来越大的“差劲工作”和“高尚工作”的其中一个方面。尽管高技术性工作和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但是一般技术性工作的数量正在减少。 虽然缓慢但是毫无疑问,现代民主的基石——中产阶级,正在走向崩溃。美国走在这一进程的最前面,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落后多少。
  
  一些现代丰饶之地的居民发现自己甚至完全退出了赛场,不管他们的身子骨还有多硬朗,还多么热切地想撸起袖子使劲干。他们和20 世纪之交的英国驮马一样,工资再低也没有雇主愿意雇用他们。亚洲人、非洲人,或者机器的价格总是比他们更便宜。虽然将工作廉价地外包给亚洲和非洲依然能带来不少效益,但是此时那些国家的工资和技术也开始迎头赶上,有朝一日连那里也会被机器人占据。到头来,外包只是个开始而已。最后,连越南和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也将实现自动化。
  
  机器不会生病,不用休息,也从来不会抱怨,但是如果因为它们,许多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且没有前途的工作时,那么我们就是在自讨苦吃。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预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非常危险的“不稳定阶级”——一个人数不断增加,收入低下,靠打零工为生,没有政治话语权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听起来和威廉·里德比特当年的挫折诡异地相似。这名曾经担心机器会毁了自己国家—或者说宇宙的英国工匠,正是这个危险阶级的一分子,也是一场奠定资本主义基础的运动的参与者。
  
  认识一下卢德分子(Luddites)吧。
  
  劳福德工厂之战
  
  年4 月11 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和利兹之间,哈德斯菲尔德附近一块黑暗的土地上,聚集着一两百个蒙面之徒。他们聚集在一根名为“沉默尖塔”的石柱子周围,手里拿着锤子、斧头和手枪, 武装到了牙齿。
  
  他们的领导是一名很有魅力的年轻佃农,名为乔治·梅勒(George Mellor)。他将那把从俄国弄来的长枪举得高高的,以便所有人都看见。他们的目标是劳福德工厂,这家工厂的主人是名叫威廉·卡特莱特(William Cartwright)人。卡特莱特是一名富有的商人,他刚刚引进了一台新型的水力织布机,可以取代4 名熟练织工。从那时起,失业潮便在约克郡这些自称“卢德分子”的人当中爆发了。
  
  但是卡特莱特暗中听到了风声。他叫来了军队,埋伏好,等着梅勒他们。双方交火20 分钟,梅勒打了140 发子弹,后来又死了两个人,梅勒一方被迫撤退。从方圆4 英里内留下的血迹来看,有几十个人中了枪。
  
  过了两个星期,因劳福德工厂遇袭而暴跳如雷的工厂主威廉·霍斯福尔(William Horsfall)正骑马准备从哈德菲尔德到附近一个叫马斯登(Masden)的村庄去,他一边骑一边发誓,自己不久将“在卢德分子的血泊中跨上马鞍”。他不知道包括梅勒在内的4 名卢德分子正在等着他。霍斯福尔不到中午就死了,一管俄制手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
  
  接下来几个月,整个约克郡都沸腾起来。由精力充沛的地方法官约瑟夫·拉德克利夫(Joseph Radcliff)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受命调查劳福德工厂之战和威廉·霍斯福尔的死因。不久,负责引诱霍斯福尔落入圈套的本杰明·沃克(Benjamin Walker)便向拉德克利夫投案自首,希望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并获得政府所承诺的2 000 英镑赏金。沃克供出了同伙威廉·索普(William Thorpe)、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和他们的领导乔治·梅勒。
  
  没过多久,这三个人就都上了绞刑架。
  
  站在正义一方的卢德分子
  
  “没有一个罪犯流泪。” 第二天,《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报道。梅勒祈祷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行,但是并没有提到自己作为一名卢德分子的所作所为。叛徒沃克被免于绞刑,但是没有拿到赏金。据说他最后穷困潦倒地死在伦敦街头。
  
  200 年后,劳福德工厂早就不在了,但是附近仍有一家制绳厂,厂里的工人们喜欢讲述卢德分子的鬼魂夜里在田野游荡的故事。他们说得没错;时至今日,卢德主义的幽灵依然萦绕在我们心头。那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中部和北部的纺织工人举行起义,他们以行动的神秘领导人内德·卢德(Ned Ludd)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据说卢德1779 年一怒之下曾砸毁了两台织布机。由于工会被取缔,卢德分子选择了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暴力式谈判”。激进分子从一个工厂转战另一个工厂,所过之处只留下一片废墟。
  
  当然,工匠威廉·里德比特说机器将会“毁灭宇宙”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卢德分子并非杞人忧天。他们的工资直线下降,他们的工作不见了,就像尘土被风吹走了一样。“那些失业的人靠什么养家?”18 世纪末利兹的织布工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说,去学点其他的手艺。假设我们照做了,那么在我们完成这个艰辛的任务期间, 谁来赡养我们的家人?而学成之后,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的痛苦会有所好转呢?因为……可能会有另一台机器出现,这台机器可能会连这种工作也夺走。”
  
  后来,卢德分子的起义达到高潮,但是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00 多人被绞死。他们曾向机器宣战,然而获胜的却是机器。结果,这个插曲被普遍认为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小问题。毕竟,机器最终创造了这么多的新工作,甚至在20 世纪人口大爆炸之后,依然有足够的工作。激进的自由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说:“对于我们所属的大家庭而言,每一台节约劳力的机器都是上天的恩赐。”
  
  它们确实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事实上,“机器人”(robot)这个词来源于捷克语robota,意思是“辛苦的工作”。人类创造机器人,正是为了让它们做那些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机器必须在煤矿里为我们干活。”1890 年,奥斯卡·王尔德热情地说,机器应该“为蒸汽机加煤,清扫街道,在雨天送信,做一切单调或令人苦恼的事情”。王尔德认为,古希腊人已经知道一个不幸的真理:奴隶制是文明的先决条件。“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机器奴隶制,或者说取决于对机器的奴役。”
  
  然而,还有一样东西对世界的未来同样重要,那就是再分配机制。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制度,以保证每个人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失败者和优胜者一样能够得到补偿。200 年来,这个制度就是劳动力市场,它不断地制造出新工作,并以此来分配进步的果实。但这种做法还要持续多久?如果卢德分子的担忧虽不成熟,结果却被他们不幸言中怎么办?如果归根到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将在这场与机器的竞争中败北,那该怎么办?
  
  我们能够做什么?
  
  补救的方法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能做得并不多。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贫富差距将继续扩大,那些没有掌握一门机器无法学会的技能的人,都将被淘汰出局。“让高收入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过得更舒服,是未来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or Cowen) 写道。虽然下层阶级也许有机会获得像便宜的太阳能和免费的无线局域网(Wi-Fi)等便利设施,但是他们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那些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继续抱成一团,尽管周边的乡镇日渐凋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欧洲发生了,西班牙的技术人才在阿姆斯特丹比在马德里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希腊的工程师正举家迁往斯图加特和慕尼黑这些城市。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正在搬迁,从而与其他同样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住得更近。20 世纪70 年代,美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根据拥有四年制大学本科文凭的居民比例)只比最低的城市高出16 个百分点。而现在,这个差距已经翻了一倍。如果说过去的人看人喜欢看门第和家世, 那么现在就是看挂在墙上的那些证书了。只要机器上不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报酬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因此,我们的一般反应都是呼吁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并没有跑赢机器,而是在尽力追赶它的步伐。别忘了,正是因为对学校和大学的大量投入,我们才能够适应19 和20 世纪的技术海啸。但是话说回来,要提高一国农民的收入并不太难——只需教会他们读写和算术这些基本的技能。但是,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新世纪则要困难得多,更遑论高昂的成本了。所有那些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走了。
  
  或许,我们可以向荷兰的国际象棋大师扬·海恩·唐纳(Jan Hein Donner)学习。当被问到有朝一日和机器人比赛他会怎么做时, 唐纳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带上一把锤子”。这么做是在仿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1768—1835)等人,这名皇帝曾经拒绝建造工厂和铁路。“不,不,这些东西与我无关,”他说, “以免革命乘机进入我国。” 他的抵制意味着,直到19 世纪过了很久,奥地利境内跑的还是马拉火车。
  
  那些想继续采摘进步果实的人必须想出一个更加彻底的解决方法。就像我们通过一场教育革命和福利适应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类似于缩短工时和实现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措施。
  
  资本主义的未来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想象未来社会我们存在的第一要义不是有偿劳动,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无法想象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只是证明了我们的想象力多么贫乏而已,并不能作为不会改变的证据。20 世纪50 年代,我们无法想象冰箱、真空吸尘器, 尤其是洗衣机的出现,会使无数的妇女踏上工作岗位,但是它们做到了。
  
  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并不是科技本身。最终决定如何塑造自己命运的是我们人类。美国正在形成的极端不平等并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我们的另一个选择,是在21 世纪的某个时候,摒弃那种你必须为了生计而工作的教条。我们的社会越是富有,劳动力市场分配成功果实的效率就越低。如果我们想守住科技的成果,最终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重新分配,大规模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金钱(基本收入)、时间(缩短工时)、税收(对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当然还有机器人。早在19 世纪,奥斯卡·王尔德就盼着有一天每个人都能从“全民财产”——智能机器上受益。科技的进步可以使一个社会总体上更加繁荣,但是却没有一条经济法规定人人都会因此得益。
  
  不久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便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皮凯蒂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路子走下去,不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了镀金时代的食利社会。那些拥有资产(股票、房子、机器)的人将比单靠双手劳作的人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几百年来资本的回报率为4% ~ 5%,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在2% 以下,远远落后于资本的回报率。除非再次出现强劲而具有包容性增长(相当不可能),调高对资本的征税(同样不太可能),或者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希望这不会发生),否则贫富差距可能再次发展到可怕的地步。
  
  所有的标准选择——接收更多的教育,制定更多的法规,节衣缩食——都将是杯水车薪。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全世界的财富征收累进税,皮凯蒂教授说,虽然他承认这只是一个“有效的乌托邦”。可是,未来并非一成不变的。综观人类历史,平等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政治的意味。如果共同进步的规律无法自动实现,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将其定为法律。事实上,这类法律的缺失极有可能危及自由市场本身。“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里解救出来。”皮凯蒂总结道。
  
  20 世纪60 年代的一则逸事巧妙地概括了这个悖论。亨利·福特的孙子陪同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参观公司的自动化新工厂时,开玩笑地问对方:“沃尔特,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那些机器人付给你工会会费?”鲁瑟不假思索地回答:“亨利,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他们买你的汽车呢?”
  
  本文节选自《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一书,作者是年轻的新生代思想家、欧洲新闻奖获奖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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